于这些时间的忙碌导致的精神力的衰竭，鄙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写过长文。不过看到最近表白墙上又开始了一波关于男女性别困境的大鸣大放大讨论，实在是感到不炒作哈气一番简直白瞎了历史赋予的机遇，遂在此执行一次久违的欧码基里曼波，不求能指出什么实在可取的道路，但求多少说出些有用的观点，以搏诸君一笑。

首先，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互联网上对于男女的性别困境已经陷入了一场废墟之上的壕沟战，双方在赛博空间用各种或精心炮制或粗制滥造的炮弹与狗哨进行永无止境的仇恨动员和激烈攻讦。不过在此我不打算和传统的左左一样搬出农村女性劳工，前三十年《解放的限界》或者是《第三性：男人的处境和解放》这样的学术著作和社会现实来粗暴地将所有的网络辩争打为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而是就事论事，以我们校内同学这段时间所见的内容为出发点进行讨论，所面向人群也是本校学生为主。出于此故，本文中由于作者的各种局限性所可能犯下的各种错误也再所难免，欢迎各位老资历进行批评指正。

首先让我们来对当前的性别论战进行一个上帝视角的俯瞰，不妨对其之所以常常陷入循环和僵局的几个关键原因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

比惨大赛的陷阱。性别解放的解放性政治纲领的争论在实践中常常被异化为不同群体之间“比拼谁更受害”的道德竞赛，在此这种争论的目标就已经从寻找共同的解放转向了争夺道德制高点，解放不再重要，赢才重要。
结构与经验的冲突。女性主义的结构性批判（如“父权制让所有的男性在权力结构中受益”）与许多男性个体的真实生活经验（在学业，职场，经济中挣扎的痛苦）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对话无法进行。女性主义者要求男性对父权制的批判不仅仅是“止损”，而是必须伴随着承认历史不公的彻底伦理转向，但这在实践中往往被理解或者被使用成一种个人的，道德上的指控和敌意也即是“赎罪券”。
镜像的恶性循环。一部分女性主义的不彻底性（如“女权主义自助餐”，支持彩礼）和对潜在盟友的排斥（笔者在线下和某些女权主义社群讨论的时候因为指出“男性其实不全是你们想的那样顺风顺水”遭遇了漫长的攻讦，甚至被某位radfem指责“你凭什么认为你比我们更懂男性”——而她们刚刚还在谈男性不能与女性共情）以及传统父权制逐渐瓦解使男性产生的危机感催生了一种反应性，镜像式的男性话语（如MGTOW，力工思维，宫本家理论）。双方在对方理论的武器库中捡拾武器来攻击对方，最终形成了一场没有赢家，只有阵营对立的壕沟战。

如果要超越表面的争吵，就必须要深入核心的理论问题。在此我选择了“子宫”这个最根本的生理差异，来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

生产资料之辩：男权所搬出的“宫本家”话术看似巧妙，但实际上根基是不稳固的，暂且不提经典理论中生产资料只适用于物质生产，子宫与作为其承载者的女性至少在现阶段是不可分离的，并不和工厂一样能够被资本家或者工人占有，不属于一种外在的社会性工具。而考虑劳动力再生产的方面，资本主义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是单向的，而生育必须是精子与卵子的合作过程，流水线上加工的器件不会因为工人的更换而发生改变，但孩子的遗传物质在生物学上由其生物妈爹共同提供，由此在生育问题上两性并非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
劳动力的观点：而对于性工作者和代孕母亲，子宫和配套生殖器官则是一种可以被物化和出售的劳动力，和体力工人的肌肉，工程师的大脑一样符合“存在于人体和精神中的综合能力”这一经典论断。在此我们便可以用对非生产性劳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来对其进行研究，并纳入物化理论的框架，相关内容本文不详细展开。
本质主义的幽灵：在生育问题上存在着似乎是一个根本性的，无法被任何社会制度和温情话语所约化的生理不平等。女性所承受的十月怀胎会造成极大的生理负担，承受剧痛和不可逆的健康风险，这是一种绝对的，非对称的存在性体验。

而根据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大致给出一个这样的论述：

对本质主义的拒绝：排除将父权制作为“男性集体共谋”或者“男性本性”的唯心主义解释，毕竟人类不是蜂群思维或者三体人。
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A．在狩猎-采集时代，女性由于其稳定可靠的经济贡献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B．农业革命后，男性因为其体力优势在农耕和畜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过程中也掌握了核心的生产资料与剩余产品。
C．为了保证私有财产能够被稳定继承，作为社会制度的父权制家庭才被建立起来

在这种立场下，父权制并非来自抽象的人性之恶，而是可被还原为一个具体的，在生产方式变革中所产生的历史性问题，是被构建的产物，那么我们则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从构建论的角度，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一个立场，这也是传统的左翼解决方案：

生理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件事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是社会如何去诠释，回应和构造这个事实，才决定了它是否会导致不平等。
值得批判的不是生理差异本身，而是未能对这种差异进行公正补偿，把劳动力再生产粗暴地丢给家庭承担，最终导致两性底层为了寻求保障而互相攻伐的社会结构，也就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法律，文化以及家庭分工。
既然不平等来自于社会的构建，那么解放的道路自然也是社会性，政治性，伦理性的，男性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与配偶共同抵抗家庭压力，社会层面完善法律保障等方案，都是通过人类有意识地集体行动构建一个更公平社会关系，以社会层面的平等来超越和补偿生理层面不平等的可行方案。

然而如上所言，这种立场面对着本质主义的幽灵，考虑到女性在生育过程中遭受的生理负担，社会构建论的爱，责任，合作等观念似乎都可能沦为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纱（须知某亚伯拉罕宗教中对男性责任和女性安全的保护一点都不少）。从麦金农的理论来看，这实质上只是一种狡猾的统治，以合作与同意这种“仁慈的谎言”来欺骗女性将自己的生育能力置于男性的掌控之下，只要女性的从属地位不改变，（虽然麦金农语境下“非从属”的理想状态有些和棍母一样难以触摸，麦金农也无法为女性如何沦为从属地位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传统左翼的解决方案就不过是一个温柔的陷阱。在本质主义简单冷酷的审视下，也许只有人造子宫能够釜底抽薪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在此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当下。

混战既是解体的症状：当下所有的混乱，对立和互相指责，其本身并非问题的开端，而是旧制度结构性解体时候必然爆发的阵痛
双向的契约破产：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维系传统父权制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以及契约精神（也就是男性通过承担主要经济责任换取家庭中的威权地位，女性出卖自由和家务劳动换取父权制下的保障），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现代观念带来的改变而双向瓦解了。
历史的必然：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旧的关系已经死亡，而新的关系尚未诞生的，在废墟之上混战的时代。无论男权女权如何相互攻讦，这场混战是多么地令人沮丧，其历史的趋势必然导向旧父权制和家庭的进一步解体。

然而旧世界的坍塌从来都不意味着新的世界会更好，如同《启蒙辩证法》中曾经揭示：人类追求解放的努力，往往会吊诡地，辩证地生产出新的，更精致的奴役。正如本雅明所描绘的“历史的天使”：

“他被一場從伊甸園吹來的、名為「進步」的風暴，無可抗拒地吹向他所背對的未來。他的臉，則朝向過去。在他眼前，過去並非一系列的事件，而是一場單一的、不斷堆積起殘骸和廢墟的巨大災難。天使想要停下來，喚醒死者，將破碎的世界重新拼湊起來，但風暴是如此強烈，他無法收攏翅膀“

那场将天使吹向未来的风暴，我们称之为“进步“，但未来的不确定性，却是天使眼中无法被风暴吹散的，最深沉的忧郁。旧制度的解体只是一个起点而远非终点，解放性政治的关键并非在于庆祝旧世界的倒塌，而在于承担起在旧世界废墟上持之以恒建设新世界的责任，并且，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创造出的新魔鬼，时刻保持最高的警惕。

附录：彩礼之争。

这是另一个被长期争辩的话题，其实际上涉及了两种被冠以同一名字但在社会意义上完全不同的的存在。这其实也是我们前文论述的，激烈转型的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复杂乃至自相矛盾的特质。

第一种彩礼：前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买断金
在以农业为主的、前资本主义的宗法父权制社会中，家庭是生活单位，更是生产单位。女儿不仅是家庭成员，更是一种宝贵的劳动力资产，她能从事农业生产，纺织以及其他家务劳动，为家庭创造价值。
由于旧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在这种背景下的婚姻实际上是一次两个家庭之间的资产转移，女性出嫁意味着她的劳动能力（包括生产劳动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将永久性地从她的原生家庭转移到她丈夫的家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在这种情况下，彩礼的本质就是男方为获得这份劳动力资产而向女方家庭支付的一次性买断费用或者补偿金，交易的主体是双方的家长，女性自身则是被转移的对象。

第二种彩礼：资本主义下的风险对冲基金以及价值补偿
在当代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论述中，彩礼也时常作为一种“保障“存在，它使得女性有能力为未来发生的各种事情（如因为怀孕退出职场，丈夫出轨）等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其不仅昭示了彩礼这一习俗在社会转型下的改变，背后是深刻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催生的新矛盾。
这种彩礼可以被分析为以下性质的叠加：

对无价再生产劳动劳动的预期价值补偿：
女性在婚姻中依旧要承担无偿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包括生育带来的巨大生理损耗，职业的中断以及之后的育儿和家务劳动。资本主义体系中，这类价值被无视，因此这类彩礼可以被看作是女性进入婚姻前将部分未来必然会付出但得不到社会化报酬的劳动进行的一次货币化估值和预先支付
社会保障体系缺失下的私人风险对冲基金
在一个社会福利和法律不完善的体系中，女性因生育而退出职场，或者在离婚时其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被法律充分承认时所面对的风险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彩礼就是女方的一种私人保险，这笔资金被女方用来对冲未来可能发生的，因为婚姻和生育而导致的经济风险。
资本主义商品逻辑的渗透
在这个一切都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化社会，将婚姻，生育的风险和付出折算成一笔明确的金额，本身就是商品逻辑的体现。这是一种矛盾的策略：一方面反抗了资本主义对女性再生产的无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使用资本主义的核心工具，也就是货币来为自己定价和赋权。

两种彩礼的同时存在，其实正解释了当下围绕彩礼的无数争端，因为双方对彩礼的性质认定发生了极大的错位。
男方家庭：常常停留在第一种彩礼的逻辑，他们认为支付这笔钱就是“娶“到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理所应当要承担传统家庭角色的责任，如进行家务劳动，传宗接代，并满足传统的道德，如贞洁和贤惠。
女方：越来越从第二种彩礼的逻辑出发，她们认为这笔钱是属于她们个人的，用以保障自身权益的风险基金，与她婚后是否扮演传统角色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就导致了无数的矛盾和争吵，男方认为自己买到了传统，而女方却要求现代的权利，女方以为自己获得了现代的保障，却发现男方依旧用传统来要求和束缚她，而后一种彩礼对前一种的逐渐取代，则使得更多地男性思考传统父权制对自身的限制，传宗接代是否真的是某种必须，进而也加入到反婚反育的队伍中来。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种彩礼的基础上衍生出来两种次要形式的彩礼，也就是骗婚型的彩礼和消费主义型的彩礼。如果是以上模型中的保障型彩礼尚带有反抗不公制度的悲剧色彩，那么这两种彩礼则揭示了这种反抗是如何在全面商品化的社会中被扭曲和异化的，这恰恰是资本主义逻辑重塑人类婚姻关系，揭去其“温情脉脉面纱“后的必然结果。

创业式骗婚彩礼

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是被彻底商品化的，在这种行为中，婚姻，情感乃至法律契约都彻底丧失了其本身的社会意义和情感内涵，而彻底成为了一种金融工具。婚礼成为路演，情感成为包装，法律成为杠杆，而彩礼和婚后财产则是最终要获取的利润。

这种行为实际上可被看作一种在竞争激烈，阶级固化社会中一部分人所采用的最赤裸裸的个体户的原始积累，当正常的劳动难以实现阶级跃升之时，婚姻这个依然残留大量非市场化的情感和信任的领域就成为了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漏洞，从而完成资本的快速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彩礼创业者达到了异化的极致，她不光与自己的劳动相异化，更与基本的人类情感，社会关系和旧的伦理道德统统异化，其作为人的属性成为了服务资本增值的工具，这正是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物与物的关系后所诞下的丑陋之物。

消费主义的彩礼：思想独立和经济依附的矛盾

这种情况的彩礼更加普遍和具有迷惑性，很多时候其索要者并不会如我们的模型中所昭示的那样考虑这么多，而只是出于一种“别人想要我也想要“的盲从。这可以用一种商品拜物教的角度来分析。
被制造的需求：“别人想要我也想要“正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结果，在一个被拟像所包围的世界里，高额彩礼，盛大婚礼和奢侈品消费不再只是个人需求的体现，而被构建成一种符号，用以表示一个女性被爱，有价值，过得好
虚假的思想独立：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女性也许在思想上接受了女性主义关于独立自主的观念，但是在消费主义的文化中，这种独立的证明方式却吊诡地变成了“她能驱动一个男性为自己消费多少的能力“。
这种思想独立而经济不独立的现象正好反应了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心态。在思想上她们渴望摆脱传统束缚以实现自身价值，但在经济上她们的劳动收入又无法支撑那个被消费主义定义为成功独立女性的符号的生活方式，而彩礼就成为了弥合这一切的桥梁，它变成了一笔来自男方及其家庭的转移支付，使得女性在不完全依靠自身劳动的情况下去追求消费主义式的“自我“。

这两种次生的彩礼形式，实际上是同一根源的不同表现，都是商品逻辑物化和重塑了人类婚姻与家庭观念的结果，要么成为了资本积累的生意，要么成为了获取消费资本的途径，这消解了第二类彩礼中的悲剧性色彩，而将其异化为了主动拥抱和利用商品逻辑的工具——利用商品逻辑的反抗，往往会落得被招安的下场。

值得一提的是，我家乡（江西某地）女性嫁到大城市的时候通常会不索要或者索要很少的彩礼，而嫁给同乡则倾向于索取更多的彩礼，这更加雄辩地证明了彩礼并非一个单纯的买卖价格，而是一个复杂社会关系表达，金额的高低与这场婚姻中交换的，金钱之外的隐性资产密切相关。嫁到大城市意味着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入场券，女方放弃了对短期现金的索取以换取长期的阶级地位和发展潜力的提升，留在同乡则意味着潜在发展空间的失去，那么第二类彩礼作为风险对冲和价值补偿的逻辑就会被最大限度的凸显，同时也更作为熟人社会中衡量男方家庭诚意，经济实力以及女方家庭“面子“的重要社会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