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研究劳工问题的专家，也没有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教育，但长期以来，我对某些理论话语一直保持本能的怀疑。在中学时代，我对课本本充斥着空洞说教，我很早就对其失去了兴趣。而反倒是物理课——确切说，是作为“工程学”的物理——让我意识到世界的运作可以被理性、结构化地理解。这种经验塑造了我观察社会的方式，也让我对宏观经济和发展理论在现实中的运用产生了兴趣。
后来，我接触到一些西方经济学模型，我发现其实所谓“中西差异”在很多结构性问题上是虚假的，尤其是在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路径上——我们并没有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资本收益率与劳动力成本的关系，甚至是碳交易、绿色转型这些话题，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工具性作用。
然而这些理论背后，也隐含着一种临界逻辑——*低人权优势”是无法无限持续的。
最近比亚迪在巴西被起诉涉嫌“人口贩运”和“近似奴役劳动”，便是这一逻辑的突现。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国际劳工权益案件，但从结构上看，它深刻揭示了当中国制造试图复制国内“发展主义”经验到海外时，会遭遇何种价值观与制度层面的摩擦。
根据媒体报道，比亚迪通过承包商向巴西输入了220名中国工人。这些工人被扣押护照、工资高比例被克扣、签证不符、居住环境恶劣，甚至清晨4点起床轮流洗漱。这些描述与“奴役劳动”之间的界限已经极其模糊。
检方认定这些工人是“国际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这不只是法律上的指控，它也是对中国某些企业“压榨型增长模式”的道德审判。
这一事件中的问题并不新鲜——它本质上是刘易斯模型的“第二拐点”问题。在这个拐点之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再成立，低成本劳动优势开始崩塌，企业面临工资上涨、制度约束增强、外部规范压力加剧的三重困境。比亚迪试图通过“输出工人”来规避巴西本地高劳工成本，却正好撞上了全球反对“奴役劳动”与“人口贩运”的道义红线。
很多人还停留在“我们还有多少农民工可以转移”的层面来谈拐点问题，但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与人口红利消失的阶段。刘易斯拐点不是一个单纯的劳动力统计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道德与效率边界共同构成的发展上限。
如果说2015年时，学界还在争论中国是否真的到了“拐点”，那到了2025年，比亚迪的这起国际劳工案，其实已经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给出了答案：中国企业不仅越过了刘易斯拐点，也正在越过全球价值链中的“低人权容忍线”。
比亚迪并非孤例。很多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仍然带有“旧时代”的逻辑：压低人力成本、借助制度空隙、回避工会与劳工法规。这是过去成功经验的延续，但在新的国际规范环境中，它正在变成“包袱”。
再依赖压低人权成本来赢得全球竞争终究会受到经济和社会规律的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