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现代中国经济史，谁也未曾料到，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会成为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原本只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次短期救援政策，却在随后十余年间演变为经济增长的制度性依赖。自此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渐脱离企业创新与市场竞争的内生逻辑，转而依靠政府主导的政策性投放。投资、信贷与财政扩张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宏观经济运行越来越像一场由行政力量驱动的“政策循环”。增长的节奏不再由企业效率或产业升级决定，而是取决于宏观政策的松紧与财政资金的流向。
与此同时，政府的矛盾心态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风雨表”。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刺激政策“保增长”，维持就业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债务积累、金融风险面前“去杠杆”，防止系统性危机。宏观调控因此陷入一种反复摇摆的状态——货币政策有点类似“听新闻联播的经济学”，随政治与舆论导向而起伏。这样的“既要、又要”的政策心理贯穿了过去十余年的经济决策，从“四万亿”到“棚改货币化”，再到“防风险与稳增长并举”的当下。
2016年成为中国房地产与信贷扩张的顶点。此后，政策重心迅速转向“去杠杆”，金融监管全面收紧，“房住不炒”正式确立为主线。2017至2019年间，虽未再推出新的刺激政策，但经济仍在艰难消化2016年那一轮信贷洪流的后遗症。表面增长得以延续，然而结构性危机并未得到根本遏制。
2020年疫情的爆发，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遭遇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政府不得不再次启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然而，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却意外催生了外贸的短暂繁荣。2020至2021年，出口需求的激增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最后余光”。
但几乎在同一时期，政府在“去杠杆”的同时，又延续了此前对楼市的严格抑制与风险控制思路。监管层推出的“三条红线”政策切断了房地产企业的高杠杆融资通道，房企资金链迅速紧绷。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集中暴露，融资平台面临偿付压力。房地产与地方债这两大风险源交织叠加，使金融体系承压加剧，经济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动摇。
起初，对于楼市暴雷与地方债风险，仍采取“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态度，寄望于地方自行消化危机。然而，楼市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远超预期，房地产、金融与消费三者的负反馈迅速放大，经济震荡已无法通过局部修复化解。最终，政策不得不再度调整方向，又推出稳楼市政策，并同步启动地方债务化解机制，以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全面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