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抛开李新野那些夸张的文字表述不谈，类似问题其实早就不只是个人感受，而是已经进入社会学调查和现实经验的范围。
比如《人约》这类文本真正触碰到的社会基础，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中国婚恋关系中的婚外性行为到底有多普遍？
这个问题很难通过日常经验直接判断，因为它涉及隐私、羞耻感、道德压力和调查口径。但已有研究至少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参照：基于中国相关全国性调查的研究显示，2000—2015 年间，中国男性婚外性行为自报比例从 12.9% 上升到 33.4%，女性则从 4.7% 上升到 11.4%。而在美国，基于 General Social Survey 的相关分析显示，男性约 20%、女性约 13% 曾报告在婚姻期间与配偶以外的人发生过性关系。
我当时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确实很震撼。震撼的地方不只是具体比例，而是它打破了我原来对中美婚恋关系的直觉判断。我之前对这个问题的好奇，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剧。美剧里对性、出轨、开放关系、短期亲密关系的呈现非常日常化，所以我本能地以为，美国社会中的婚外性行为比例应该远高于中国。相较之下，中国社会在公共表达上仍然更强调婚姻稳定、家庭伦理和道德约束，因此理论上看，中国的婚外性行为比例似乎应该更低。
但社会调查呈现出来的情况，未必完全符合这种媒体印象。至少在某些调查口径下，中美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在影视作品和公共舆论中是否频繁谈论性，并不必然等于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相关行为比例一定更高；反过来，一个社会在公共话语中较少讨论这类问题，也不意味着这类现象就不存在。
所以说到底，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媒体和公共舆论愿不愿意把这类事情拿出来讨论。美国影视工业长期把婚外情、性关系和亲密关系危机作为叙事资源，所以它看起来更“开放”；而中国社会即使存在类似现象，也往往更容易被压入私人领域、道德审判或者八卦传播之中，而不是被作为一个社会学问题认真讨论。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李新野的文字会传播很广。他未必提供了多严谨的学术论证，但他确实抓住了现代婚恋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断裂点：人们一方面仍然期待爱情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在现实中看到金钱、身份、阶层和性资源对亲密关系的重塑。这个冲突本身就很容易激活大众情绪。
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婚恋环境已经和十年前明显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 年中国出生人口为 792 万，已经跌破 800 万；民政系统公布的结婚登记数据也显示，2025 年全国结婚登记为 676.3 万对。对比大约十年前，2016 年全国结婚登记约为 1132.88 万对，下降幅度约四成。
这说明婚姻问题已经不只是私人选择问题。经济增长确定性减弱，年轻人的就业、收入、住房和生育预期都在变化，婚姻越来越多地牵连到阶层安全感、风险分担、身份匹配和未来预期。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约》一类文本才会获得传播空间。
类似的问题在互联网经验中也能看到。早期社交平台、陌生人社交功能和即时通讯工具，实际上都曾降低人与人之间建立暧昧关系或婚外关系的门槛。当然，不能因为一些平台经验就直接推出整体社会结论，但它至少说明，技术环境、城市生活和社交方式的变化，也在重新塑造亲密关系的边界。
所以，我更倾向于把李新野的表达理解为一种经验化、论战化的社会感受。它不是严格的社会学研究，但它借用了某些真实存在的社会裂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