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这个话题，在谈谈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申明一点，改革开放绝对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情，它的产生与加速改变了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的面貌，这是无法否定，同时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物质匮乏，饥荒等问题都逐渐消失。它所引发的问题也是中国从农业时代未曾见到过的。正是因为它的复杂性，所以这方面的历史分析会所不足。但是改革开放在中国持续到了现在，无论未来是怎样，这样历史进程无疑永远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它所引发的历史震动在后世看来远超过了前100年来中国的各种思潮。本来想谈40年的，但是最后也就写了开始的前20年。
之前提到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必须依赖外部技术的转移，关键是基于什么来完成交换，与亚洲四小龙不同，这些国家一开始就没有工业基础。但是中国不同，经过一波苏联的援助计划，特别156个重点工程后，中国其实保留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业基础。于是在开放的初期，围绕的一个问题就是开放与保护，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一旦面临着外部市场的竞争，无论是在生产成本还是效率方面都很难与与其竞争，但是技术的转移是要有先决条件的，这种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拿其他的东西来换。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到来使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工农业剪刀差无法为序，这就到来一个路线之争，是继续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维持，还是开放市场允许外资的进入，像亚洲四小龙那样。当然与苏联单纯工农剪刀差发展军事工业体系不同，中国在这个问题则更加的慎重，工业化的主要方向仍然是要解决广大的中国对于工业品的需求，特别是农村地区。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么神奇，最先引发这个问题的就是逃港浪潮，围绕着持续了将近30多年的逃港，于是开始成立特区(围绕着这段历史也是很复杂的)。特区的成立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国有企业还是得保，铁饭碗也得保，不然如何向世界展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呢？于是从80年代开始，整个中国开始进入双轨制，具体来讲，一部分生产的东西由国家来购买，另外一部分企业生产的东西允许市场流通。但一旦国家兜底，整个企业就立马失去了变革动力，反正生产出的东西都有人兜底。同时从80年代开始，这个时候，一个政策又埋下了隐患，就是权力下放，具体来讲，为了解决当时什么事情都要请示的决定，国企开始下放权力。与绝大多数对于改革开放毁了国企认识相反，国企的大辉煌就是出现在80年代，权力的下放导致企业可以开始给职工大发福利(具体可以看看北方谈话)，国企大量盲目扩张产能，同时银行系统给国企又大量贷款，在加上当时沿海地区大量的外贸企业和人民工社的解体使得大量的劳动力得到解放，提供了新一轮的消费。
游戏还是有结束的一天，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开始急剧恶化，西方开始对中国进行制裁，一时间，经济的危机性开始蔓延。制裁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大量的以前的劳动力开始重新回流农村，以前的消费群体消失了，自然而然，很多围绕此建立的诸如乡镇企业也开始迅速地衰落。同时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和烂账问题终于开始大爆发，整个国家开始进入又一轮的萧条。
就在这个十自路口关头，南方谈话首先开始了中国新一轮的序幕。当然南方谈话只是一场思想解放，为后面的事松绑掉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是南方谈话的重要性，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实施市场经济，而是我们没有市场经济。首先就是国有企业不在全部都保，具体来讲，重点开始转型以经营垄断性利润为主，另一部分的企业开始重点转向合资企业。其次，开始加大中央财政对于消费市场扩大，具体来讲通过基建中的公路网和电网打开新一轮的消费市场，但是之前提到过的，权力下放导致中央财政在90年代初期时岌岌可危，于是，从94年开始分税制开始实行。依靠着中央雄厚的财政收入，扩大基建带动新一轮消费市场，国企丢包袱(主要是确保国有企业扭亏为盈)，以及在轻工业方面全面的国退民进，中国的经济开始真正的活跃起来。同时国际关系开始出现新的改善环境，特别外资方面，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后，资金开始涌入大陆，同时地方政府的思路开始重点转变为吸引外资。为了确保各个基层的稳定和发展经济，县委书记的权力在地方上得到全面的加强，财政、治安、招商等等都经过书记拍板。经济开始拜托90年代初期的颓废。
由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与决策相当相当复杂，这里仅仅只是谈了一点很小的皮毛，有些东西要写可能忙一年才能得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在加上我不是历史学专业的，一些地方难免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