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七
这和我前面说的其实并不冲突。长话短说——当然，好像最后也不会太短。
首先看80—90年代。
如果简单地说那个年代的博士生、研究生和大学生“吃到了时代红利”，其实并不完全客观。1997年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相当稀缺的资源，大学生长期被视为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后备力量来培养。换句话说，当时能够进入大学，本身就已经经过了非常强的筛选。
所以，那个年代真正能够一路读到研究生、博士，并最终走上科研道路的人，并不是单纯因为“赶上了好时候”。恰恰相反，他们首先要能够进入一个高度稀缺的高等教育体系，然后还要在大学阶段保持相当高强度的学习。
尤其需要考虑当时的客观条件。国内整体教育资源、科研条件、教材体系、信息渠道都远不如今天丰富。今天很多学生习以为常的英文论文、数据库、网络课程、成熟教材，当时都不是那么容易获得。能够认真把四年大学读下来，本身就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如果还要继续做研究，那么英文阅读、英文写作、资料检索这些能力，门槛会更高。
而且那个时期真正想做高水平科研的人，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往往不是留在国内，而是出国。因为当时国内无论科研经费、设备条件还是学术环境，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明显差距。
然后是2000—2010年代。
这个阶段虽然已经开始高校扩招，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就业市场总体上也在快速扩张。
今天的大学生可能很难想象，当时大学的管理方式和今天也完全不同。很多学校甚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围墙，大学生默认被当作成年人，而不是继续按照“高中生”的方式进行管理。大学意味着更大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学习本身需要更多依靠自觉。
因此，这一阶段真正能够继续往研究方向走的人，实际上仍然经历了一轮明显的自我筛选：你要愿意在一个就业机会很多、社会回报快速上升的年代，放弃一部分即时收益，继续投入几年甚至十几年去做科研。
到了2010—202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这一阶段，中国高校的科研经费、实验条件、国家项目以及人才政策都迅速改善，高校开始大规模吸收海外训练背景的人才，海归逐渐成为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中坚力量。
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一代后来成为高校主力的人，并不是随机进入科研体系的。他们本身就是经过科研规则筛选出来的一群人。
能够在海外完成博士或博士后训练，再回国进入高校的人，通常已经适应了论文发表、同行评审、项目申请、国际交流这一整套现代科研制度。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先占据了位置，然后才学会科研规则，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比较适合这套规则，所以最终成为了那个阶段高校扩张过程中最主要的受益者和建设者。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单纯用“时代红利”解释代际差异，往往会把很多事情说得过于简单。
实际上，我经常听到的恰恰是一代人抱怨上一代人。
90年代的大学生会觉得，80年代的人赶上了计划经济末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资源都向他们倾斜；
2000年代的大学生又会觉得，90年代的人赶上了市场化和经济高速增长，好的岗位、房子和社会资源都被他们提前占据了；
到了2010年代，又开始有人抱怨2000年代的人赶上了互联网、城市化和产业扩张；
再到2020年以后，我们听到的又变成了熟悉的话：“你们以前机会那么多，找工作那么容易，科研也没有现在这么卷。”
这个剧本其实一直在重复。
每一代人站在自己的时间节点回头看，都会很容易看到上一代已经拿到手的东西，却很难看到上一代当年面对的筛选机制、风险和不确定性。
80年代的问题是教育机会极度稀缺；
90年代的问题是资源匮乏和制度转轨；
2000年代的问题是在高速增长的市场中决定要不要继续长期投入科研；
2010年代的问题是全球化竞争、海外训练和越来越明确的论文评价体系；
而2020年代面对的，则是高等教育高度普及以后，学历溢价下降、科研岗位增速下降，以及评价体系越来越成熟之后出现的激烈存量竞争。
因此，所谓“上一代机会更多”，很多时候只能说对了一半。
上一代确实拥有这一代已经消失的一些机会，但这一代同样拥有上一代根本无法想象的教育资源、信息资源、技术条件和选择空间。
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某一代人突然变聪明了，或者某一代人单纯靠运气占据了所有资源，而是每一个时代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筛选人。
最后留下来的那批人，往往恰好就是最适应那个时代规则的人。
所以代际之间最容易产生的一种错觉，就是：
我们总是拿上一代已经成功的人，去和这一代所有正在竞争的人相比。
这种比较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