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段2008年的关于极具争议的朱清时校长的采访报道(来自青海盐湖所网站)
《科学时报》: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交流访问回来,为什么没有选择北京的研究所,而是到了大连的中国科学院化物所?
朱清时:我一生中从未在选择单位和城市上下过功夫,始终像我大学毕业分配时那么幼稚。我回国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回青海盐湖所,因为是他们把我送出国的,我不回对不起他们。我回盐湖所艰苦奋斗干了两年,但因为没有任何激光光谱的基础,实在干不下去,才在中科院的协调下调到大连化物所。那里在张存浩先生领导下的激光光谱研究条件最好,也需要人,所以我就去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北京。可以说是中科院帮我跳槽的。
《科学时报》:所以看您的路径是青海—大连—合肥,都不是最大的城市。您的这些选择现在看来都不能被多数人理解。
朱清时:我没有现在盛行的价值观,到大城市,到大单位。从现在看来,1991年我当选院士以后,应该有可能“想去哪里就选哪里”,那时很年轻,才45岁,但我还是选了中科大,我觉得应该为母校作贡献。当时的中科大很困难,只有钱临照一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中科大很渴望有院士去工作,我觉得我义不容辞。
《科学时报》:在高等教育喧嚣与躁动的这些年,科大没有扩招合并等等追随潮流的做法。你们这样做,会不会有人不解?您有没有压力?
朱清时:这些年扩招、建新园区、合并等这些大的事情,总体我们都没有去做,只是1999年有一次行动,有一些波折,但很快就平静了。对于我们没有扩招、建新园区和大量贷款,抱怨责备还是很多的。就在不久前,就有人在网上说,在大扩张的时候,科大没有扩张,失去了机遇。这代表了一些人的心态。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不捞白不捞。捞地、捞钱、捞规模。
其实,我心中很清楚,学校班子也清楚。比如说贷款建新园区这件事,我们没有扩招,没有必要建新园区。一旦建新园区,教师上下班来回跑,教师的时间就变成成本耗在车上,教师没有时间作科研、备课,水平就会下降。建新园区肯定要消耗你的软实力。这一点,我们学校的领导班子从来没有过分歧。我们不扩招,就没有必要建新园区;不建新园区就没有必要贷款。
当时有人动员我们去贷款,还说大学都在贷啊,别的学校不还你们也不还。我当时想,我们学校好好把自己经费花完就不错,何必贷款还要还利息呢?你要是赠款,没有利息,我们肯定要。
我从一个搞科研的角度看教育,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教师更多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这就是前面说的踏踏实实做实事。我们科大校园一直比较平静,如果建新校区就会有很多年折腾,坐不下来。我们扩招以后,教师就没有时间进修深造、照顾学生,这样教学水平肯定会下降。这样下去会把学校的根本毁了。我做两年副校长、10年校长,潜意识里就是要给大家营造一个看书、想问题的环境。违背这个原则的折腾,我们能避免就都避免。但是,我们也还是做了很多事,比如建起了微尺度国家实验室。我们还建设了一些新设施,没有做表面文章。
必须说明一下,我反对的只是盲目地贷款建新校区。如果不要我们出钱,白送给我们新校区,我们当然要;如果学校发展真的需要新校区,我们也会建。
个人(楼主)看法:
朱清时时期确实安徽省提出过在合肥市给一些土地,但是建设费用安徽省是没有的,大楼不会自己从长出来,是需要拨款或者贷款的。朱时期安徽省是没这个钱的,科学院其实也没有,烟草学院当时是白春礼(时任科学院副院长)找烟草局要的现成的楼和设施(烟草局不缺钱,设备和基建比当时的中科大东西区都要好)来给中科大用的,是一种不花钱的无奈之举,当然代价就是合肥市少了一所本科院校。中科大的校区也进一步支离破碎。
朱清时那个时代如果贷款了,那么建设成本是要比今天低的,但朱清时没去干,这可以算是“没有经济头脑和前瞻性”,但也算不上多大的过错,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安徽省没钱,科学院没钱的现状也不是他能决定的。
附:关于同意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并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7050/199911/t19991123_1621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