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读书笔记分享

Stalin

canon 劳动的二重性：商品是劳动产品，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指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的劳动。抽象劳动是指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任何一种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特殊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这就是劳动的二重性。正是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两种劳动或两次劳动，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统一的，是商品生产者的同一劳动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又分别反映劳动的不同属性，具体劳动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劳动的自然属性，而抽象劳动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是劳动的社会属性。

既然你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你来辩辩经，反驳一下我的错误之处和论证一下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吧。真理越辩越明嘛。

corn_canon

Friedmann
一个名叫马克思的营养学家，发现了牛肉里含有胆固醇，吃多了人会死。你可以认为“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可以看不上历史上已有的人造肉探索，进而认为胆固醇这个玩意的定义都没有现实意义。这不代表胆固醇不存在、是错误的。
这没啥可辩的。

Stalin

canon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像牛肉中含有胆固醇，吃多了人会死一样的，无可辩驳的永恒真理，任何辩驳都没有意义。

corn_canon

Friedmann
如果主流经济学认为均衡存在并能够达到是真理，那么马也可以说他的劳动价值论是真理。
当然如果要继续辩经真理的定义，是用思辨的方式证明还是实证的方式证明，就没啥意思了。

Linwei_Bi

Friedmann
不能这样理解，应当坚决反对、反对、再反对这样的理解，因为这是将马克思庸俗化。对此更鞭辟入里的批评可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东图三楼东侧一翻就是。

我倾向于认为，真理是作为极限存在的，而人类作为有限的生物永远无法达到真理，而只能趋向于它。马克思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说他自己掌握了真理，任何有职业操守的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或者说学者，甚至受到合格教育的人，都应当在真理面前保持谦卑。

任何声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人，要么蠢，要么坏。

那么基于对真理谦卑的态度，我必须说明我的回答应当和 “辩经” 二字划清界限，因为“辩经”从字面意义上已经表明，“经”之为“经”，是不容质疑的，是绝对正确的，是真理。

Stalin

canon 首先，主流经济学并没有认为均衡存在并能够达到是绝对真理。尽管均衡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经济学家们在均衡理论的范畴内进行了不断的辩论和修正。例如，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挑战了一些基本的均衡理论假设，导致经济学家们对于均衡的概念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其次，即使主流经济学认为均衡是真理，也不能轻易地将其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提并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标的是主观价值理论，而不是均衡。因此，即使均衡理论是真理，也不能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真理。还不如说“如果主流经济学认为主观价值理论是真理，那么马克思也可以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真理。”不过这样的话，这句话就毫无意义可言了。

Stalin

继续更新读书笔记。

在现实生活中，比起一种财货单独满足一种欲望，更多场合下是欲望的复合体与财货的一定数量相对应。例子：一个孤立经营的农夫，由于丰收之故，支配了许多的谷物。其中第一部分用于下一收成前保持他和他的家族的生命，第二部分用于保持他们的健康，第三部分用作来年播种的种子，第四部分用于酿造啤酒、火酒及其他奢侈目的，第五部分用于饲养家畜等。此外剩余的部分，则由于已经没有重要的用途，就用于饲养玩赏用的小动物。这个农夫就这样使其谷物全部得到利用。

在各种具体情况下，假如一个经济人所支配的财货数量中的一定部分量，为各种欲望满足中只具有最小意义的一个欲望满足所依存，则某种财货的一定部分量的价值，等同于各种欲望满足中重要性最小的欲望满足对于此人所具有的意义。例子：一个孤立经营的农夫，若是在丰年，那200斤谷物就是酿酒的价值；如果是在普通收成年，200斤谷物就是口粮和种子粮的价值；但如果是在灾荒之年，200斤谷物就是维持生命的价值。

总结：
“(1) 财货对我们所具有的价值的意义，不过是一个移转的意义。即从根本上说来，只有欲望满足才对我们具有意义（因欲望满足为我们的生命与福利所依存）。不过，欲望满足必须依存于对一定财货的支配，所以我们才在逻辑的演绎之下，有意识地将这个意义移转于财货上面的。
(2) 各种具体欲望的满足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大小是不同的；这个意义大小的尺度，就存在于各种欲望满足在保持我们生命与福利的重要度上。即此重要度若大，则所具有的意义就大。
(3) 所以，移转于财货上面的我们欲望满足意义的大小即该财货价值的大小，也同样是互不相同的；其尺度也存在于由此财货所产生的欲望满足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上。即此意义若大，则其价值亦高。
(4) 在一切具体的情况下，为一经济主体所支配的某种财货总量中的一定部分量，只为总量所保证的各种欲望满足中对该经济主体具有最小意义的欲望满足所依存。
(5) 一个具体财货的价值，或一经济主体所支配的该种财货总量中的一定部分量的价值，等于这个总量所保证的各种欲望满足中之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所具有的意义。”

Stalin

考虑人类的一定欲望可以为不同类或不同种的财货所满足，若数量少而质量较高的财货，与数量多而质量较低的财货，能完全同样地（即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同样）满足人类的某一欲望，则对于经济人来说，前者与后者便均具有相等的价值。因而同量的异质财货，则具有不同的价值。
例子：当我们在评定槲皮的价值时，我们若只着眼于它的鞣皮力，则7个单位的某种槲皮与8个单位的另一种槲皮，自然能够具有同一的效力，从而对于使用它们的手工业者，便都具有相等的价值。

若一种财货的质量有了差异，则该财货具有特殊质量的各部分量与经济人的各种特殊欲望相对应。假如具有一定质量的财货，在一定的用途上不能为具有他种质量的财货所代替，则这种财货的具体量的价值，自适用于前面所讲的价值决定的规律。反之，人类的欲望若可为质量不同的两种财货所满足（纵然是异质地满足），也就是某种质量的财货可为他种质量的财货（虽其效果有所不同）所代替，则这种具有一定质量的财货之部分量的价值，就等于由这种财货所预先安排的欲望满足中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所具有的意义减去一个价值部分以后所剩余的意义。其中，这个价值部分与能够同样满足该欲望的劣质财货的价值成正比，即该劣质财货的价值愈大，这个价值部分就愈大；这个价值部分又与该欲望用良质财货所得到的满足和用劣质财货所得的满足对人类所具意义的差额成反比，即这个意义的差额愈小，则这个价值部分就愈大。

总结：在具有不同质量的各种财货的一定数量与某一欲望复合体相对应时，这些财货的各具体部分量，都为具有一定强度的欲望满足所依存，从而满足之前所述的价值决定原理。

Stalin

价值的本质和尺度都具有主观的性质，任何财货都只对一定的经济主体具有一定的价值。生产这种财货所需要的劳动量及其他高级财货，与这种价值量都没有必然的和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生产一种财货所耗费的劳动量或其他生产资料量，绝不是该财货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例子：在工业革命之后，对于珍妮纺纱机和更先进的纺纱机已经完全普及的英国民众来说，老式的纺纱机除了收藏价值这种特殊的价值之外，就没有价值了。但它依旧凝结着生产它所需的劳动量和其他生产资料量。

同理，生产一种财货所耗费的劳动量或其他生产资料量，对于该财货的再生产虽然必要（若前者的价值大于再生产后该财货的价值，则再生产不会发生，反正则会发生），但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财货价值虽是通过其所对应的欲望得到满足对我们的意义而决定，但它绝不决定于我们的臆断，而是决定于它对我们的生命和福利所具有的意义。然而，由于人有时认识不足，或者非纯理性，会对某财货的价值给予错误的论断。比如人们对于一时的强烈的享乐所给予的评价，往往比持久的福利甚至比生命还要高。例子：毒品。

“价值不是附属于财货的东西，也不是财货的一个属性，更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之物。一种财货可以对于某一经济人有价值，而对于情况不同的其他经济人则没有价值，这是一点也不矛盾的。现在，价值尺度亦完全是主观的性质，因而随着需要量与支配量的不同，一种财货对于某一经济人可有较大的价值，而对于第二人则只有较小的价值，对于第三人甚至完全没有一点价值。某人所轻视之物，可以为他人所追求，某人所抛弃之物，亦可以为他人所拾起。某一经济主体对于某种财货的某种量与他种财货较大的量，可评以同等的价值；而另一经济主体，则可作正相反的评价。这些事都是屡见不鲜的。”
“一种非经济财货（如原始森林中的木材），为生产它哪怕使用了大量的劳动或其他经济财货，它仍然对人类不具有任何价值。一颗钻石，无论是偶然发现的，或是耗费几千个劳动日从钻石矿坑里掘出来的，它的价值总是完全一样。在实际生活中，无论何人都不会去问财货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在评定价值的时候，无论何人都只着眼于该财货对他所提供的和假如不支配它就不得不缺少的效用。所以，在生产上耗费了许多劳动的财货，也许没有什么价值；而没有耗费什么劳动的财货，则也许有很大的价值。”

Stalin

谬误：认为财货之所以对我们具有价值，是由于生产财货时耗费了其他具有价值的财货。

反驳：这个命题对于我们叫作“生产物”的财货的价值，虽提供了一个说明根据，但对于作为最根本生产要素的其他一切财货的价值，特别对于为自然所直接供与的一切财货（尤其是土地利用）的价值，以及对于劳动力和资本利用的价值等，则未提供任何说明根据。这些财货的价值，是不能根据这个基本命题加以说明的；不但不能说明，甚至还无法加以理解。

观点：高级财货的价值，绝不是相应的低级财货预期价值的决定因素；生产一种财货所耗费的高级财货的价值，绝不是该财货的有效价值的决定因素；正相反，倒是高级财货的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为其所产出的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不是现在价值）所决定。

论证：在低级财货或第一级财货现在所具有的价值和现在为我们支配着的用以生产这个低级财货的高级财货的价值间，是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的。相反，很显然的，却是前者的价值应从其现在的需求量与支配量的关系得出；而后者的价值，则应从在未来一定期间依赖这些高级财货而产出的生产物的需要量与支配量的预期关系得出。一般来说，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上升，在其他情况相同的范围内，其相应的高级财货的价值亦随之而上升。但现在的低级财货价值的涨落，与现在我们所支配的相应的高级财货价值的涨落，则是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的。

例子：例如我们有了硝石、硫磺、石炭、制造火药所必要的劳动力和设备等，而想在三个月后产出一定噩的火药。这时，很显然，火药在三个月后的预期价值，自然不一定与同量火药的现在价值相同；或者大于同量火药的现在价值，或者小于同量火药的现在价值。从而为上列各高级财货的价值尺度的，就绝不是现在火药的价值，而是经过生产期间后所产出的火药对我们所具有的价值。

Stalin

简陋的统计：五天内茶馆共有15个主帖新建或有新回复，共有53条跟帖，校园生活类帖子热度最高。
最近了解到，我上面介绍的经济学知识是台湾的初中三年级学生就已掌握的知识。这也印证了我之前持有的“这些经济学知识是本国公民应该掌握的政治和经济启蒙知识之一”的想法。
后天恢复更新。

Stalin

Friedrich-Linwei 我期待的就是这种凝结着个人思考的回复，感谢您的精彩回复！

Stalin

Friedrich-Linwei 我们首先讨论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因为正如您所说，这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大前提。（这里提到的经济学都指微观经济学）

首先您这里混淆了哲学中的“理性”和经济学中“理性人”的概念。现在我们都知道，人在生活中无法永远像moss或chatGPT一样保持理性思考和做出理性的行为，甚至在经济学重点研究的经济行为中，人也无法永远保持理性，不然就无法解释毒品这种损害人们基本健康需求的商品却能卖出高价。那为什么经济学要提出这个假设呢？因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研究现实中个体的经济行为。在这过程中经济学家发现，在经济行为中大部分个体在大部分时候可以接近于“理性地取舍和决策，在有局限的情况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也就是“理性人”。所以，就像在运动学研究中物理学家提出的诸多理想情况一样，经济学家提出了“理性人”假设以便于对个体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在研究过程中的理想化行为。经济学家当然知道基于这种假设下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于现实，所以他们致力于在这理论上加入各种现实变量因素，比如说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因素，以使之更趋近于现实中的经济行为。

一言以蔽之，经济学家无意了解人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看到了大部分人在大部分经济行为中接近于理性，从而提出“理性人”假设，希望基于这个假设的经济学理论能够契合大多数经济行为（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这种“理性人”假设可以说远小于哲学中研究的“理性”的范围，因此很自然地无法从哲学的高度来批判之。

Stalin

Friedrich-Linwei 说到这里，其实我在读马哲的时候也有个疑问：为什么在生产力发展后取代资本主义这个生产关系的一定会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出来的生产关系呢？在封建时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十分激烈，但最后取代封建主义这个生产关系的也并不是农民阶级专政的什么主义，而是地主阶级无法想象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更深层次的说，马哲的这套唯物史观其实有着很浓重的决定论色彩，那这种历史决定论在哲学上是不是应当要有所争论？

这里我摘录一下卡尔·波普尔的反方观点。

在那时以后，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
这个论证包含在1950年发表的《古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一篇论文中。但是我现在又不再满意这篇论文了。在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跋：二十年以后》中讨论非决定论的一章，有更满意的论述。
为了让读者知道这些最近成果，我拟在这里简单谈谈我对历史决定论的这个反驳。我的论证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论题：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即使把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科学思想看作某种物质发展的副产品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前提的正确性）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这个论断可以由下面概述的理由给予逻辑的证明）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
（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当然，我这个论证并不反驳对社会进行预测的可能性；相反，预测某些发展将在某些条件下发生，这个方法可以用来检验社会理论——例如经济理论，这是同我的论证完全相容的。

我的论证只是根据历史发展必然受到我们知识的增长影响这一点，来反驳对历史发展进行预测的可能性。

这个论证的决定性步骤是论题（2）。我以为下列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推论是站得住脚的，但它还不是这个论题的逻辑证明。我在上述论文中提供的（2）的证明是复杂的。如果能找到较为简单的证明，我也不会惊异。

我的证明在于指出了任何科学预测者——不管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部计算机——都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它自己未来发展的结果。

Stalin

Friedrich-Linwei 其实看到这几段话之后我想提出很多疑问，但最后一想，很多疑问都可以总结为一个问题：

在将近200年后的今天，不谈经济学知识，用当代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知识回头来看马哲这个知识，是不是会有一些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呢？是不是会有一些观点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呢？或者说，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愿意接受马哲中有错误之处和局限性吗？就像经典物理学家接受经典物理学的局限性一样。

Stalin

Friedrich-Linwei 您应该也发现了，我后面并没有谈马哲中的经济学，而是谈理性人假设，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因为马哲中的经济学理论几乎是马哲体系中最为广受诟病的理论。这并不是用简单的“一个东西如果能成为商品，它就必须用来交换。不用来交换的东西一定不是商品”的商品理论和由此推出的劳动价值论就能解释的。（事实上，一来这个对商品的定义过于狭隘，甚至不如我在本帖中提到的对财货和经济财货的定义，二来从这个商品理论也推不出劳动价值论，为什么用来交换的东西一定就凝结了劳动呢？）

下面给出具体的对马哲经济学的批评：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夫、拉迪斯劳斯·博特基威茨及后来的批评者都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他提出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矛盾；而一旦这些错误被修正了，价格与利润就不再由商品的成本及剩余价值决定，而马克思所提出剥削劳工是资本家利润唯一来源的理论也会因此破产。更明确的说，劳动价值理论将一个产品的价值与其所需之社会劳动挂勾，然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置盐信雄则指出在真实工资不变的前提下，技术创新能提高利润率，如此一来马克思用以架构整个生产过程理论框架的前提，必然是错误的。

数个世代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不断的解构和批判，而且不只包含经济学，还包含其衍生的科学方法论、社会理论、以及政治理论。透过边际主义的经济学革命，卡尔·门格尔以主观的价值理论挑战马克思主义之劳动价值理论，并且结合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如理查德·坎蒂隆、劳恩男爵、让-巴蒂斯特·赛伊等人的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门格尔后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如欧根·博姆-巴维克并进一步批判劳动价值理论，指出马克思对于价值和劳动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批评马克思忽略了供给和需求对于价格的影响，并质疑马克思对这方面概念的解释一向模棱两可。博姆-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影响之大，即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仍无法对他的批评提出主要的辩护。

事实上不只是奥地利学派，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便曾批评劳动价值理论：“纺织工厂里所产出的纱线，并不是操作那机器的工人制造出的，而是他们的劳动、加上雇主、雇主的资本和其下管理人员的所产生的”。马歇尔认为资本家没有消费他们现有的资金，而是拿来进行投资，进而才能生产出产品。从这个逻辑衍生，资本家牺牲了他们可以现在享受的机会，进而透过对工厂的生产做出了贡献。马歇尔透过供给与需求的法则批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他认为一个产品的价值、或价格，不只是由供给决定，而要由消费者的需求所决定。工资的确是成本的一部分，然而，要应变消费者需求做出的生产决定和投资必然也会需要成本。从将劳动视为是价值唯一来源到承认消费者的主观需求决定了产品价值的这个步骤，完全崩解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结论以及其衍生的社会理论。

Stalin

Friedmann 下面这一段适合放在隔壁的“计划经济or市场经济”的帖子里：

经济计算问题指的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或是其他形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批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1920年首先提出此问题，接着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将其扩展。经济计算问题指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下，主导经济的计划者要如何理性的而有效的分配资源。

在自由市场下，价格机制决定了生产的方向，消费者个体都有能力决定他们是否要花钱在某个商品或服务上。价格对生产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来说包含了最重要的经济讯息－亦即某产品的供给度和需求度，由此他们才能作出对策，消除市场里的短缺或剩余，并从中获利。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这是维持有效经济组织唯一可行的途径，而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下缺乏一个可以理性分配资源的方式，他们认为采取社会主义的国家必然走向经济崩坏、混乱、和贫穷。支持经济计算问题论点的人认为这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终极驳斥，并且主张此理论说明了为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不会成功。这场论争从1920年代持续到1930年代，这段时期被经济学史家称为“社会主义计算争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经济计算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百万升的酒很明显比八十万升的酒要来的有价值，同样的一百万升的酒也明显高于五十万升的油。不需要任何计算体系就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事实：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所涉及的经济主体的意愿。然而，一旦这种决定权从消费者手上被夺去，我们才正要开始应付理性经济计划的问题，亦即，我们要如何在经济上让供给配合需求。这种问题只能透过某种经济计算来解决。因为人脑是无法在缺乏有效经济计算工具的情况下从大量的中间商品、生产潜能里整理出个头绪，单纯的在管理上和地点上的问题就可以让这种计算完全停摆。

Stalin

Friedrich-Linwei 马哲我觉得也不是历史决定论了，因为必须说明的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更多是一个分析判断（共产主义的因素蕴含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中，并会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与解决而取代资本主义）而不是综合判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个相关性不强的社会形态，但是由于知识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民主的完善它会自动自觉的走过去）。

其实这个因果性的分析判断恰好就说明了马哲确实是历史决定论。而且即使在你的论证中，你也无意中使用了决定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基本矛盾激化，从而导致社会变革的来临、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公有制（共产主义）的到来。发现了吗，你并没有觉得这种推理有何不对，然而卡尔·波普尔所批判的正是这种因果式的推理在历史观中的应用，因为这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在用它当时的科学知识来预测未来会发生的历史事件（比如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崩溃）。

事实上，马哲中的历史预言并不是像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所说的一样，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它的一些具体预言其实是可以证伪且已被证伪的。比如说马克思预言真实工资将会随着时间下跌（因为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同时不断循环的经济危机将会使得资本主义体制被推翻，然而事实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真实工资在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已开发或是发展中国家）呈现了大幅成长，即使是马克思用以作为剥削例子的工厂劳工阶级的购买能力和生活水平都已与19世纪的欧洲有天壤之别。资本主义阵营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共产国家在冷战结束时全面垮台。另一方面，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革命会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如西欧）带头，但事实上1917年俄罗斯革命、国共战争中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乃至后来的非洲和南亚等地的共产革命，都是起源于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缺乏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的国家。

这里我再引用一下卡尔·波普尔的话：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尽管它的一些创建者和追随者作了认真的努力，最后也采取这种占卜者的做法。在这种学说的一些早期表述里（例如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的分析），他们的预言是可以检验的，而且事实上已经被证伪了。然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不但不接受这些证伪事例，反而重新解释这个学说和证据以便使之相符。这样他们营救这个学说不至受到反驳；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采纳一种使这个理论无从反驳的伎俩。这一来他们就给予这个理论一种“约定主义曲解”；而且通过这一伎俩，他们就破坏了这个理论所大事宣扬的科学地位。

corn_canon

Friedmann
如果要引用波普尔的话，回旋镖容易回旋到主流经济学自己头上，建议是把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升级到拉卡托斯的时代。
就拿之前举的例子来说，无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市场均衡存在，都属于两种学说的核心，在其理论内部不可被否证。而如果该理论出现了预言与事实不符，我们会研究出种种保护带来捍卫核心不被否证（比如宣称革命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建立后资本主义开始赎买工人、转移矛盾 or 市场上的企业家和消费者并不都是聪明的，有一个“笨比例”）。这没什么奇怪的。如果真要更新什么19世纪的马克思错误的话，那也是马克思在19世纪采用的保护带在21世纪已经不合时宜了，这是哪怕官方马克思主义也承认的事情。
有人也许会愤懑道：那岂不是任何经济学的伪科学都可以拿着“保护带”之类的说辞如此辩护？
以物理学为首的自然科学也许有资格愤懑，经济学学说们还真就只能一起在泥坑打滚。

Stalin

星穹铁道长草了，回来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