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之后在这里持续更新一些我读到的关于19世纪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具体讲讲铁路究竟如何改变了欧洲的地理面貌，又是如何“消灭”了一整个阶级。主要会参考《铁道之旅》，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典型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当他对20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感到迷茫，迷茫于不知道为什么欧洲没有按马克思主义预言的那样发展的时候，他选择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主题——铁路。
不过在那之前，其实我想发点牢骚。
虽然这辈子还没长到足以容纳茨维格那么戏剧性且灾难性的起伏，但在过去这二十多年里面，我们生活也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的变化是如此之快，哪怕是我回忆五六年前的高中时代，也感觉那是另一个和今天毫不相关的世界了。那前20年的世界是一个高度沉闷的世界，每个人都在精打细算着：我读了什么样的学校，学了什么样的专业，好像就能知道我之后在社会上处于什么地位，甚至还（假装）知道自己会跟什么样的人结婚。而世纪末的维也纳，也是这样一个高度沉闷的社会。
茨维格写道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非是我个人的一种成见；我记不得在我的同学中有谁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的，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压抑和扼杀我们美好的兴趣和志向，使我们百无聊赖。话又说回来，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我们青少年的教育采用这样一种冷漠无情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我们当时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住在我们命运的世界是一切理念都集中在追求一个太平盛世的偶像上。这个世界并不喜欢青年一代，说得更透彻一点，这个世界始终不信任青年一代。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阶级宣称：从容不迫和中庸节制是人们在一切生活领域中唯一能见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们引导向前的急躁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皇帝统治并和年迈的大臣们共同管理的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这个国家只希望能防范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进行迅速和激烈的变革。因此年轻人也就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受到排斥或者被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没有打算要使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过得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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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了解这种特殊观念的人，他才会明白国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就得教育我们把现存的一切尊重为完美无缺，教师的看法万无一失，父亲的话不可反驳，国家的一切机构都绝对有效和于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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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不妨去查阅一下那些精神分析学家的文献，看看这种荒谬的教育方法究竟造成了多少“自卑情结”。要知道，这种所谓“自卑情结”还恰恰是由那些本人上过我们奥地利旧学校的人士所发现的呢。这或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吧。我个人也要归功于这种压力，是这种压力使我很早就显露出对自由的热爱，而对其热爱的程度是当今的青年一代几乎不会再知道的；同时，这种压力又使我对一切权威——对一切曾伴随我一生的“教训口吻”的谈话深恶痛绝。
而今天的我们，真的是他口中所羡慕的青年一代吗？我在自己身上看到的更多是他那个时代的影子。不过，也许这样在座诸位更能理解之前我们提到的维也纳那种病态一般的沉闷是什么样的氛围了。而在这样一种高度沉闷的社会中，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在艺术中寻求慰藉，这也是之前提到艺术能在维也纳大行其道的原因——维也纳是个高度病态的社会。如果我们探讨广义的艺术，那么游戏，番剧，短视频，网文当然都算广义的艺术，那今天的我们和他们又有多大区别呢？
维也纳的病态还不止于此；维也纳的一切在当时其实都岌岌可危。奥匈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而在这里兴起的是什么呢？是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强烈的排犹。像茨维格和霍夫曼斯塔尔这样的犹太文人始终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之中。当他们回过神来，美泉宫，环城大道，那些纸醉金迷的一切都还在；而当他们想沉迷于其中的时候，又有一个声音在窗户外敲打着“等着吧，等皇帝一死，我就要你们所有人的命”。在这种危机之中，人们也需要艺术来麻醉自己。对于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失业（可能一张A4纸整个行业都荡然无存了呢？），能不能上岸，每天都活在焦虑中的当代人来说，道理也是类似的。
